爱德华·沙畹 （1865—1918），简称沙畹，法国汉学家。他是学术界公认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上最有成就的中国学大师，“欧洲汉学泰斗”，是第一个将《史记》翻译成法文的人。他多次游历中国，踏访古迹，编纂了《中国两汉石刻》、《泰山》、《北中国考古图录》等重要著作。他还是世界上最早整理研究敦煌与新疆文物的学者之一，被视为法国敦煌学研究的先驱。

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前苏联汉学家、前苏联科学院院士。他被看作是20世纪俄罗斯－苏联汉学的旗帜，学术生涯涉猎广泛，在中国文学史、小说、诗歌、散文乃至民俗、古币、汉字语音学等方面均有令人瞩目的建树。其所收集的中国年画数量之多，品质之精，世所罕见。

1907年4月，沙畹和阿·列克谢耶夫一道，在一个摄影师、一个拓印师和一位仆人的陪伴下，从北京南下，一路考察文物古迹。其中，曲阜、邹县、济宁、嘉祥是他们重要的目的地。年轻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段历史，让我们今天有机会跟随两位大学者的脚步再次穿越清末的济宁。

6月26日，沙畹和阿·列克谢耶夫一行人坐着独轮车，从泰安磁窑出发，前往曲阜。临近傍晚，沙畹他们已经能看见孔林。盘算着天黑之前能赶到曲阜县城，疲惫不堪的一行人就在路边找了一个卖大碗茶的窝棚歇歇脚。见对面有一些妇女在磨面、摊煎饼，阿·列克谢耶夫走过去，想和她们聊聊天。看着走过来的大鼻子外国人，这些妇人像看到鬼一样，也顾不上收起还在鏊子上的煎饼，迈着残疾的小脚踉踉跄跄地跑开了。阿·列克谢耶夫认为这些妇女是宗族纲常的受害者，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到：“严格的礼仪制度决定了她的全部生命。在人前走的每一步都应当得体。妇女应该成为窈窕淑女，要躲避男人，在街上也要走在一边。”对于裹小脚这种摧残人性的行为，阿·列克谢耶夫有些出离愤怒：“到处都可以看到4~5岁的小女孩被摧残。她们没有童年，只有痛苦相伴。”

沙畹他们等车夫们喝了好几碗大碗茶，继续上路。路过曲阜城北的洙泗书院时，沙畹要进去看看。看门人收了他们几枚铜钱，让一行人进了院子。院子里面杂草丛生，垃圾遍地，空无一人。有几间半新不旧的房子，墙皮斑驳，屋子里堆放着稻草。房前的石板碎了，有几块大概被妇人们抱走当成了捣衣的石砧。沙畹没有找到感兴趣的东西，失望地离开了。

洙泗书院边上的泗水河道宽阔，河水被太阳晒得热乎乎的。阿·列克谢耶夫和车夫跳到齐腰深的河里洗了个澡，冲干净身上又粘又热的臭汗，才继续上路。

经过孔林时，虽然天色已晚，性急的沙畹还是想要进去看看。阿·列克谢耶夫好说歹说才劝住了他。一行人沿着松柏林荫大道，穿过一座座精美的牌坊，进了曲阜城，找到一间客栈住下。晚上几个人只吃到了一顿素餐，因为曲阜城内正在求雨，全城的人都在为这事斋戒。

饭后，阿·列克谢耶夫在客栈院子里闲坐时，一位看起来像是苦力的中国人走过来，很热情地问能不能和他聊聊天。原来这个人曾经到过俄国，还在那儿学会了修钟表的手艺。可是回到曲阜之后，他发现自己毫无用武之地。这个人对阿·列克谢耶夫说：“这里很困难，都是些守旧的人，排斥新事物。”阿·列克谢耶夫在日记中感慨说，守旧、排斥新生事物正是作为儒家中国古老中心的曲阜，这座已经有了两千五百多年历史的小县城最为显著的特征。

第二天，沙畹一行人去拜访曲阜的知县。知县是顺天人刘晋庚，举人出身。知县对外国的事情很有兴趣，对两个不仅会说中国话，还懂中国文化的外国人颇有好感。可是知县不通俄语，阿·列克谢耶夫的中国话又很生疏，宾主之间的沟通还是有些磕绊。知县好不容易刚听明白沙畹此行的目的，窗外忽然传来了阵阵鼓声，原来是求雨的队伍抬着龙王的塑像进了县衙。知县不得不停下跟外国客人的谈话，到院子里去拜祭龙王。

辞别知县，沙畹和阿·列克谢耶夫揣着被好奇塞满的心去看求雨仪式。后者详细记录了自己的所见：

“前面是吹鼓手，鼓、笛子、琴、铜钹发出呼号声、轰隆声、噼啪声、噪音里依稀可辨的复杂而急促的鼓的节奏。模仿雷声的鼓声很刺激人的情绪，这使沙畹想到中国用鼓和琴构成的全部音乐均起源于宗教传统，这种性质一直保留到了今天，特别是在求雨的时候表现得更为明显。龙王喜欢音乐，所以在求雨时总是有这样的伴奏。

内有许多渔民（由于大旱，河流也干涸了）的人群扛着画有阴阳八卦图形（驱邪或祈祷图符）的旗子，纸做的小旗上好像写着：“阻挠下雨的蛇，快些下雨吧！”

几乎所有人的手中都拿着一根柳条。这是观音菩萨用来从自己的净瓶中洒圣水的，可以让去世多日的人起死回生。小男孩们手里拿着柳枝，头上戴着柳条编的帽子，组成了一个特殊的队列。但人群里最多的还是辫子上插着花的妇女，她们使劲打着竹板。

终于看到轿子了，上面坐着满脸胡须的龙王和无处不在的关羽。轿子前面是吹鼓手，还是那样急促的节奏，和队伍前面的音乐没有两样。这和我小时候，即1892年发生霍乱时在俄国看到的狂热的十字架游行完全一致，也是那么多人，大部分是女人。中国的宗教制度在很多方面让我想起‘神圣’的古罗斯。”

等求雨的队伍过去，沙畹几个人去了孔庙。在他们看来，外表看起来庄严、雄伟的孔庙已经处处都显现出颓唐败落的景象。一幢幢高大坚硬的石碑之间长满了草。由于年代久远，一块记录着孔子家谱的石碑已经残破。阴郁森严的院子里弥漫着一股草木腐烂的气息。但沙畹犹如闯进了宝库的孩子，招呼着摄影师拍下一座又一座建筑，吩咐着拓印师拓印一幢又一幢的碑刻。他恨不得把整座孔庙都装进自己的行礼袋里。

中午回到客栈，他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饭，有蒲带、藕、黄瓜、鸡丝、馍馍、米饭，还有桃子。刚放下碗筷，对外国事物抱有浓厚求知欲的刘知县就来拜访沙畹一行人了。

宾主聊了整整一个下午，话题都围绕着“八股取士”这个让知县刘晋庚痛心疾首的话题。他悲哀地对客人说：“哎，这八股取士真是误人子弟，我就是写八股文章出身。后来我发现，读的那些书、写的那些文章一点用处都没有。我就开始读外国的书了。”刘晋庚还和阿·列克谢耶夫谈起了彼得大帝，认为这位伟大的帝王与旧的思想做顽强斗争，改变了俄罗斯，推动了俄国科学的进步、国家的强盛。刘知县说，中国也正面临着彼得大帝那时的困境，新思想在和旧传统艰难抗争。

6月28日，沙畹他们先去了孔林和周公庙，拓印了一些碑刻，拍了些照片，就要再去孔庙继续考察剩下的古迹。回城的路上他们又遇到了做法事求雨的队伍。队伍里的人漫不经心地扛着各式各样的旗帜，旗子上画着雷公、电母、龙王、风婆婆等传说中掌管呼风唤雨的神仙图像。有个情绪激昂的鼓手，轮开双臂，把鼓打得山响。围观的人群中有妇女又哭又叫，大概在祈求老天爷快点下雨，救救苦命的家人。队伍中有四个人抬着一尊龙王塑像。人们还用树枝给龙王塑像的座椅搭了一个凉棚，阿·列克谢耶夫认为那“凉棚”可能象征着古时候车子上的华盖。龙王塑像前燃着一大堆香烛，烟雾腾起，缭绕盘旋在求雨队伍的上空。这支队伍刚过去，紧接着又走来一支小孩子组成的队伍，孩子们乱哄哄的，脸上涂着脂粉，头上戴着柳条圈，呜呜丫丫地喊着“老天爷下雨吧”之类的话。

沙畹一行人穿过求雨的队伍，直奔孔庙。看管孔庙的人又收了一些小费，就任由他们去了。沙畹招呼着摄影师尽可能多地给这个中国文化的古老象征保留些影像。可惜的是，这些影像中被保存下来的大概只有二三十张。

就在孔庙的旁边，沙畹发现了一所现代化的学校。校舍的建筑风格属中西合璧。里面不大干净，因为正好是假期，教室里空阔无人；教室的墙上挂着欧洲样式的地图，还有黑板。这是一所欧式小学（根据学校的位置推断，可能是留日学生陈宪熔及其母陈金氏在仓巷街本宅创办的私立小学堂）。在沙畹他们看来，这所学校很富有象征意义——旧中国正在它的精神中心被一个新的中国所摒弃。

紧靠孔庙有一处年画店。年画是阿·列克谢耶夫最有兴趣的东西。在他看来，年画将尽人皆知的道德原则用民间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出来，又与民间幻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认识中国文化、考察中国精神内核的最佳途径。年轻的汉学家买了《二十四孝图》《白蛇传》《画龙点睛》《三字经》《孟母断机》《杖责》等等一大批年画。如今，这些年画都收藏在俄罗斯各地的博物馆里。

6月29日，沙畹等人遇到了一个日本人。这个日本人只带着一个仆从，无论去哪儿都是步行。阿·列克谢耶夫想跟他打个招呼，可是这个日本人没理会他们，很警觉地走掉了。沙畹他们都觉得这个人可能是个间谍。

他们打算第二天前往邹县，去向知县辞行。刘知县又忍不住和他们谈起了中国对古迹的保护。开明的知县对国人不重视古代文物的行为感到愤怒。两个大学者也很困惑，不知道在这个以崇古为传统的国家里，为什么破坏文物的行为却司空见惯。等刘知县的满腔郁闷快宣泄完了，沙畹才拿出英国出版的山东地图，向刘晋庚询问去邹县的路。刘晋庚在地图上比划出了去邹县的路线，眼睛却盯在了威海卫和胶州两个地点上，他指了指这两处地方，默不作声。沙畹和阿·列克谢耶夫一时间为自己的身份感到羞愧。虽然他们一个是法国人、一个是俄国人，跟抢占了这两个地方的英国和德国没什么相干。可他们的国家也属于欧洲强盗，参与了中国千百年来遭遇的最为残暴的侵略。

刘知县送给友好的客人两匹鞍轡华美的高头大马。当天晚上，沙畹他们骑了马去看少昊陵。少昊陵在一个空荡荡的柏树园中，庙宇坍塌，一片狼藉。沙畹记录了一些碑铭，看看天色变得阴沉，一行人匆匆往回赶。人还在路上，雨就落了下来。城里的人使劲敲锣打鼓，尽情地欢呼久旱之后的甘霖。沙畹说：“这下可好了！”一行人都为这古老地方的人能驱走旱灾喜悦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