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道桥梁。对一座城市来说，文化是城市的血脉，它让这里的街区和建筑空间有了真实的意义；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它让这里的群体和个体有了身份的认同；文化是城市的枢纽，它让这里的文化和社会基因有了可期的未来。而博物馆是对一个城市（或地区）文化特质进行更直接、更真切反映和投射的公共机构。正是由于各具特色的博物馆所具有的独特文化表达、文化传承和文化塑造功能，所以它成为人们心之向往的地方，不知不觉间，走进博物馆、使用博物馆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成为人们社会和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博物馆工作所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多达数十次。各级政府相继推出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文化遗产和博物馆工作者不断开拓创新，社会公众对博物馆文化的热情持续升温，新时期的中国博物馆事业迎来了它真正的黄金时期。

所有的相关数据都支持这样的事实：第一，中国是世界上博物馆数量指标增长最快的国家。连续近十年，我国每年新增登记备案的博物馆数量都在200座甚至300座以上；近五年，全国博物馆每年举办陈列展览的数量稳定在20000个以上。这在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国际同行称中国博物馆正在经历一个“井喷”时代。第二，中国博物馆的发展质量在稳步提升，功能发挥更加完善。我国每年都有一批广受业界和公众好评的精品力作推出，尤其是越来越多的现代科技手段已经被引入博物馆的收藏、教育、管理和服务领域，中国博物馆在数字技术应用方面已处于世界博物馆的“第一方阵”。第三，中国博物馆在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中的位置愈加显现。我们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就完全打破了博物馆在地域、类型分布方面不平衡的局面，从1978年的349座到2022年的6565座，所反映的不仅是数量的增加，而且指向了地域和类型的更加多元化。在我国所有的博物馆中，约1/3的博物馆是由社会民间力量创办的非国有博物馆；5年之内，博物馆的年参观量先后突破了9亿或10亿人次，2022年博物馆的网络浏览量达近10亿人次，新媒体浏览量达100亿人次。第四，中国博物馆行业管理的专业化和社会化水平显著提高。2008年以来，由国家文物局主导，中国博物馆协会实施了三次全国一、二、三级博物馆定级评估和运行评估，通过“以评促建”极大地提高了博物馆的专业化水平。2017年，政府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推动非国有博物馆发展的意见》，从16个方面分析和逐步解决了非国有博物馆运行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2008年开始的博物馆免费开放政策，使全国超过90%的博物馆向人民群众免费提供博物馆基本文化服务得到了政策支持，特别是大批城市务工和农村低收入民众也有了更多机会走进博物馆。

同时，也必须承认，我国博物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遭遇了一些“成长的烦恼”。一是地方财政压力增加，地方博物馆尤其是中小博物馆急需提高自身“造血”功能。除因历史建筑保护等有特殊需求的博物馆外，绝大多数博物馆实行免费开放政策使地方财政感受到压力。二是一些新建馆藏品来源不足、贪大求新、高运行成本等不是个别现象，有的博物馆开始调整收藏政策，更多地关注对近现代文化记忆的收藏，但并不是所有的博物馆都意识到收藏政策调整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三是博物馆专门人才的缺口依然很大，人员知识结构不甚合理，专业化程度也参差不齐，全国每年需要新培养博物馆专门人才近10000人，但现在还远不能满足这个需求。

我有幸在2018—2022年担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作为一名来自文博界的委员，我履职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基于自己对博物馆现状的了解、对热点难点问题的调研，结合自己的思考，通过提案的方式建言献策。2018年，我的提案是关于参照不同博物馆举办主体推动博物馆理事会制度建设，呼吁进一步激发非国有博物馆的发展活力。2019年，我关注了博物馆场馆建设迅猛发展背景下建筑和运营的绿色低碳节能问题。2020年，我思考了新冠疫情对博物馆产生的影响，就博物馆如何挖掘新的文化潜能提出了意见建议。2021年，我强烈呼吁在中国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的形势下，在最能体现我们社会文明程度的领域——博物馆里，应该为老年和残障群体这些特殊观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2022年，我已到高校工作两年，对博物馆人才培养中的瓶颈问题更加感同身受，所以就如何进一步推动体系化和链条式设计、以便协力培养博物馆专门人才提出了具体的建议。